这是一个高度混血的世界。
在中国创投市场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VC，不仅其管理的资本走的是横跨中国、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体外循环路线”，而且这些主流VC本身大多也都是法律意义上的外国人，尽管他们体内流着的都是华人的血液。 他们从不分昼夜的身影中正孕育着中国VC的明天。
赛富基金合伙人周志雄：还要再干20年VC
在中国VC业界，周志雄无疑是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与这个名字相关的是盛大神话，是之后一系列很难准确界定行业领域的案子，是大手笔独投的风格，是犀利独到的眼光，是变幻莫测的投资方向。所有这些，都成了资金涌动和高成长性企业相对稀缺的中国国情下，周志雄借以获得成功的筹码。
自2001年底加入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至今，周志雄所主持和参与投资的16个案子总金额“相信”已超过了3亿美元，这个数字在中国VC界屈指可数。同时，他还在国内合伙人当中创造了个人单笔投资金额最大的纪录。
软银赛富羊东：合伙人制就是吃大锅饭
2000年3月，羊东加入软银中国任投资主管兼董事，并于2001年10月转入软银亚洲基础设施基金任董事。赛富独立之后，羊东成了赛富的合伙人，获得了投资决策权，和几位合伙人一起负责大中华区的成长型投资。羊东很享受这样的合伙人制度，“它能将每个人的优势发挥出来，互相倚仗 ”。在他看来，合伙人制就是吃大锅饭。“真正的成功永远属于创业者，投资者总是也应该得到小头。假使我们投资一个企业成功了，主要的回报仍然是返回基金的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只是从基金的整体回报中取得很小比例的回报，而且还要把成功的公司和失败的公司放在一起考虑”。在羊东看来，合伙人的任务就是要将这锅饭整体做高做满。
跟绝大多数VC亲睐高风险、高利润企业不同，羊东笃信传统的价值投资理念。从做派上来看，羊东更像是一个银行家，投资的项目要看得见5至10年内的发展。对风险比较大的新兴行业，羊东则采取尝试的态度。羊东对商业模式并不是特别挑剔。“诚信，专注。”羊东对企业的要求跟对自己的要求一样。
沈南鹏：借帆出海 克隆红杉模式
“创投基金和一般的实业公司确实有很大的差别。一般的企业往往都是由一个‘国王’在主导（King Maker），对于中国传统家族企业而言尤其如此。”在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合伙人沈南鹏看来，以合伙制为主导的创投基金对人有着很强的依赖性，“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些明星，但是不会有国王。”
“一个投资项目赚钱并不真正意味着商业上的成功。”沈南鹏对眼下行业内个别人做成了一两项目“就觉得自己怎么着了”的现象很是不以为然。他一再强调的是，在中国如此高速成长的经济里面，投资成功一、两个项目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甚至运气都能够在其中发挥很大作用”。
目前，沈南鹏还是携程（Nasdaq：CTRP）、分众传媒（Nasdaq：FMCN）、如家（Nasdaq：HMIN）等三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作为非执行董事，除了例行的董事会外，是不需要在企业身上花多少时间的。”沈南鹏举例说，自己作为联席董事长虽然参加了如家登陆纳斯达克时的敲钟仪式，但是并没有参与路演过程，“那是管理层的工作，也最费时间和精力”。
张帆：高成长未必高科技
“我我们投资的核心标准就是企业必须具备高成长的潜能。”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合伙人张帆对于外界的一些质疑并不认同。“到2010年再往回头看，你会发现有些机构和人可能已经从中国创投市场上消失了，就像我们现在回顾2000年时的情景一样。”
“到那时红杉中国一定会显现出创投帝国雏形。”张帆自信地表示，“因为我们更加致力于解决战略、团队、文化哲学等基本问题。”
GGV合伙人符绩勋：创投平台发展贵在平等
2006年11月中旬，GGV（Granite Global Ventures）合伙人符绩勋打算投资重庆一家汽车相关类公司的准备正进入最后阶段。这个企业因此也即将成为他加入GGV之后近1年的时间将投资的第二家项目。
“一个稳固的VC团队，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其中达到几种平衡。”符绩勋认为，一方面是团队执行力的平衡，即在给予单一合伙人充分发挥空间的同时，保持团队整体效应。“在GGV，只要你是合伙人，就没有层次和权力上的区别。”另一个层面是，团队成员利益分割的平等。“当然，平等不等于平均。”
符绩勋希望能找到新的方向，并且把对投资企业的服务工作做得精一些，深一些。这种投资策略，与一些喜欢一窝蜂跟风而上的投资者大相径庭。“我并不是不在乎量—虽然在别人看来我的投资速度可能慢了些，但是我只希望自己做的项目都是最好的项目。”
启明创投合伙人甘剑平：正在准备投资web2.0
空中网一年多的经验，让甘剑平更加确信投资才是最适合他的职业。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做事情。”这是35岁的甘剑平处事的一贯准则。从中学毕业孤身一人去美国求学，到2000年加入凯雷并在国内投资环境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回国发展，甘剑平从来都不缺乏独立做出选择的勇气和自信。
德同投资主管合伙人邵俊：明星VC不好做
邵俊在美林证券工作了5年，上海实业工作了5年，龙科5年。邵俊把对新一代VC平台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也推迟到了5年以后。在邵俊看来，未来5 年，天时地利人和给了新崛起的VC更广阔的舞台，但接下来已经不是一个“傻子也能赚钱”的时代，每一家VC面临的挑战都不同——竞争很多、钱很多，离岸、在岸模式都在发生变化，政策不确定等等，因此现在这一轮基金只有在五年之后，孰强孰弱方能见分晓。
同时，所有外资VC和本土VC又都面临同一个命题——那就是国内VC产业链的不完整。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从融资到上市的整个中间阶段需要消耗大量的成本。相对于已经开始活蹦乱跳的外资VC，邵俊表示，本土VC只不过是个未出生的胎儿。“目前在中国市场上，外资VC虽然表现很活跃，但终究不过是个‘领养的孩子’。”
启明创投合伙人邝子平：做VC不能总着急套现
邝子平更愿意将“VC”称为“风险投资”。身为中华创业投资协会理事的邝子平，对这一行业在国内的发展，更多的担忧不是行业本身，而是“社会与政府对VC的理解”。“百年老店不敢说，至少我们希望启明创投可以持续发展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邝子平说，“这不像有些VC，募集基金时只想着如何尽快套现，以便说服那些投资人继续投自己的下一支基金。少了心理压力，我们的投资策略就明确很多。”
“人们眼中的VC到底是一个短期行为，还是真正能帮助企业成长？这对VC在国内的发展影响很大。”邝子平希望人们不要把目光仅仅盯在VC从投资的某家企业有多少倍的回报上。实际上，在风光无限的高投资回报案例背后，也有不少的投资打了水漂。“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VC投资10个希望成为新浪的公司，就不会有一个新浪出来。”
在这个男人们主导的帝国里，她们以女性特有的魅力，展示着VC的另一张面孔。
2006年11月1日，北京昆仑饭店。中华创业投资协会（CVCA）换届竞选正在紧张地进行。按照惯例，CVCA每年都要轮流从现任的理事当中拿出两个名额出来供协会会员竞选，当然，“这两个人也可以竞选从自己身上拿出的这个名额。”
这一次，轮到了徐新。同时兼任公共政策行动委员会召集人的徐新是CVCA 7名理事当中惟一的女性。在另一名理事主动放弃竞选的情况下，徐新选择了坚持，并最终再次当选为CVCA的理事。
徐新性格中典型的开拓性不仅使她成功“留在”了 CVCA理事会，对她而言，更加重要的是其终于创立了自己的品牌今日资本，目前掌控约2.5亿美元基金。凭借网易、中华英才网等成功的投资，徐新毫不畏惧地放言要创中国第一VC品牌。
“对企业创始人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女性通常很细心，容易掌握对方的性格和一些细节，而且我觉得自己跟别人可以更好地沟通，容易相处。”徐新笑言。
跟徐新一样，TDF合伙人汝林琪也是一位先锋式的人物。1999年，她以合伙人身份加入新加坡 Venture TDF，不久后就创建了Venture TDF China，并选择定居上海。打那以后，汝林琪一直坚守在中国VC市场，不仅完成了TDF China Fund Ⅰ及TDF China Fund Ⅱ的融资，而且还拥有了阿里巴巴、分众传媒、百度、中国网通等显赫的战功。
这样的成就使汝林琪收到了很多美国顶尖VC的加盟邀请，但是倔强的汝林琪不为所动，毅然决定创建并坚持自己的独立品牌。
跟汝林琪同在一栋楼办公的李宏玮虽然没有选择独立而是加入由其新加坡-美国“老乡”共同创办的GGV，但是她却以同样的果断干练在短短3个月内就完成了包括中国汽车网在内的3个案子，并且“终于因为劳累而生了一场大病”。
当然，投入和回报总是正相关的。2006年4月，李宏玮由执行董事正式升任为GGV合伙人，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新征途。一个月后，DCM中国投资负责人卢蓉也从主管的职位上晋升为合伙人。“这一方面对是卢蓉业绩的肯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DCM对中国业务的重视。” DCM中国合伙人林欣禾说。
相形之下，在公众场合极少露面的CDH执行董事陈文江和KPCB合伙人李颖则略显神秘。见过李颖的人都称其为美女，甚至“很难将她跟顶级创投 KPCB联系在一起”。
或许在普通人的眼里，拥有令人羡慕的高学历并且/或者美貌的这些女人理应过着安适无忧的生活，但她们却选择了投身极具挑战性的创投行业。“到这一行后，你就不会再想去其他任何一行了。”也许李宏玮的话就是最好的解释。
无论如何，英雌们同英雄们的理想都一样：创造奇迹。
她们同样都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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